华民房价单边上涨趋势结束经济面临增长减速风险

华民:房价单边上涨趋势结束 经济面临增长减速风险

2014年世界经济依然处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复苏环节当中，发达国家由于自身的政府债务的负担，推动创新增长力的这样一种力量还较为薄弱。中国经济面临着房地产、金融兑付等风险。亚洲是否能够率先成为后危机时代引领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新兴经济体面临哪些风险？中国经济发展又将如何？本期《财富观察》我们邀请到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与华民一起探讨当前经济中的热点话题。

华民：房价单边上涨趋势结束　　东方财富网：您怎么看待当前房地产市场？　　华民：2008年危机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发达国家正在从慢慢的复苏当中走向经济增长的恢复，但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却开始陷入危机的困境。从中国来看，第一，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的趋势已经结束了，开始波动和贬值，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第二，中国的房价单边上涨趋势结束，房价停止增长，所有投机房产的人他利用杠杆产生的财务费用，是没办法得到补偿，这就有可能导致抛售房产的一层风波，从而对中国经济带来致命的影响。　　华民：中国面临经济增长减速的风险　　东方财富网：您怎么看待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　　华民：自从2009年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便出现了明显的减速趋势，对此国内外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国外经济学家的主要看法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力，消费占GDP 的比重偏低，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国内经济学家的主要看法是，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到，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这样的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中国是一个缺乏内需的国家，改革开放的时候农村人口高达79%，城市人口仅为21%，就是到现在，中国的农村人口还在50%左右。在这种背景下，工资增长受到了压制，而生活在乡村的居民又倾向于自给自足，以致当中国经济因改革开放而起飞时，便遭遇到内需不足的瓶颈。于是便需要通过出口来平衡由于产能释放而形成的“过剩产品”，中国因此而走上了由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之路。　　新古典增长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报酬递减。面对这一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首先是要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因为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全世界都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农村提供的是自由散漫、没有纪律的民工，而工业社会需要的则是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所以必须加以培训。在这方面全球做得最好的是德国，德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职业教育。中国职业教育非常落后，对农民几乎没有做过像样的培训，所以遇到报酬递减问题时就很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对冲。其次，在教育发展序列上，应当优先发展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然后才是高等教育，但是在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方面，我们的投入远远不够，有限的经费投在了不能提高生产率的应试教育上。由于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又不恰当地推出结构调整的政策，由此产生的产业紧缩效应，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增长的下降。　　华民：2014年新兴经济体面临两难　　东方财富网：2014年纵观全球经济，美国领头发达国家经济全面回暖，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呼之欲出。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是否意味着一场新危机正在迫近？　　华民：从全球经济状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比新兴市场国家要好，特别是美国表现比欧洲更好。通过系列调整，美国市场去杠杆化完成了，泡沫基本上消灭了，资产负债表都恢复了，而且很多大公司有充足的现金流，基本面和微观经济都表现不错。　　从美联储的会议以及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预计今年年底量化政策将结束，而宽松政策要稍迟一些，预计明年会提上议事日程。美国何时退出量化宽松，之所以受到新兴经济体的密切关注，主要还是因为流动性问题。　　在过去几年中，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利率都很低，而所有新兴市场国家利率都比较高，大量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涌入新兴经济市场，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流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一旦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提高市场利率，将引起短期资本从新兴市场撤出回流。对此，新兴市场国家却处于非常被动的两难境地——如果为了防止资本外流提高利率，将加重实体经济的生产成本，对实体经济造成进一步冲击；而如果不加息或者降息，将无法减缓乃至加速资本外流，导致资产价格下跌，进而引发债务链断裂，从而触发金融危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的时候，在这些新兴经济体内，因为利率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实际是在下降的。这些流动资本最后流向了资本市场，导致了资产价格，包括房价的上涨。　　当所有这些国家政府要控制房价时，房地产市场作为货币池的功能就削弱了，于是这些钱又流到了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导致了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上涨，所以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仅有资产价格的上涨，而且伴有通货膨胀和要素价格的上涨。　　新兴市场国家需要预先做一些准备来应对可能来临的新一轮新兴市场危机，但这些准备更多的还是长期的经济制度的安排，包括金融体系的监管和房地产的调控等，加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华民：亚洲赶美超欧“仍是梦”　　东方财富网：亚洲未来会不会超过欧美？　　华民：亚洲经济增长的结构有两个特点，属于赶超型的经济，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第一个特点，政府主导。第二亚洲经济具有非常严重的外生性，市场渠道是控制在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里面的，亚洲缺资源，除了印尼、菲律宾等，还有其它部分国家没有资源，特别是东北亚、东亚缺乏资源，这也是在外部的。在全球的产值分工链里面，研发和设计在发达国家，加工组装在亚洲，所以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外生性。它是以外包为主，参与加工组装，两头在外，研发设计在国外，然后销售市场在国外，并且依赖于资源进口。这就给亚洲经济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约束，亚洲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亚洲不可能成为欧洲，亚洲不可能成为美国，依靠自己所有的要素组合来实现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　　走到今天亚洲国家通过经济增长在禀赋相似的区域经济里面，形成了产品可替代，相互竞争性的一个格局，所以很难形成经济联盟，如果说互补性的经济可能会有助于促成一个经济联盟的形成，但是一旦变成一个禀赋相似，产品可替代的经济区域的时候，合作就很难。　　所以最近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就会发现亚洲国家内生的这种冲突和矛盾不断在加剧。特别是走向区域合作困难重重，如果你来看这个区域合作，亚洲国家最大的障碍在什么地方？第一文化是多元的，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很难形成共识。第二，地理是分割的，它和北美大陆，和欧洲大陆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讲一衣带水，当中都是岛屿、海洋，把亚洲分割了，所以要素是很难流动的。然后产业替代率很高，这样就阻止了区域经济的合作，无法产生像美国、欧洲这样通货区可以带来的竞争优势，让亚洲的经济增长成为不可持续。　　华民：亚洲的问题在于改革　　东方财富网：您认为亚洲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华民：亚洲的问题在于改革，忽略了太多应该改革、调整的东西，现在到了应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重新采取行动的时候。亚洲国家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有三个行动：　　第一，政策行动，控制成本、提高生产率，而不是结构调整。结构调不调不是政府说了算的事情，一定是市场，一定是企业，企业家的决策，市场的决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要做得是控制成本，别把地价搞高了，别把工资搞高了，生产率没有提高，你加工资那构造增加成本，生产率提高了，增加工资这才叫增加收入，政府需要的是进行职业培训人力资本投资，不是调工资。　　第二社会行动，社会行动亚洲需要完成文明转型，欧洲人走过的那段路程，亚洲人必须要走的，那就是完成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文化上要有变革，民众才有自主创新的能力，才有创新精神。要限制政府人权在上，主权在下，所有亚洲国家搞民主，大部分都失败了，主权在上，人权在下的国家搞民主一定失败，主权在上，竞选成功，拿了主权去压迫他人的人权一定会有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所以不是人权在上，没有宪政，是主权在上的国家搞民主一定是失败的，不是民主不好，是亚洲国家缺乏推广民主制度必需的改革。市场主导，取消产业政策，让市场在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些改革是必须做的。　　第三区域行动亚洲的区域共同体是不可能建立的，其中有很多天然的屏障，地理位置、文化宗教多元，没有共识。但是亚洲可以采取一些什么行动呢？第一贸易自由化，通过自贸区来突破；第二投资自由化，可以降低准入门槛；第三区域经济和平合作，我们没办法建成货币联盟，没办法建成希望通货区，但是可以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防止亚洲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竞争性贬值，来维护亚洲的稳定。　　华民：全球化的今天不可能有平衡世界　　东方财富网：针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华民：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我认为有四点，第一、全球化的时代国际经济失衡是内生的，有那么多的国家，在一个全球体系当中，组成一个经济共同市场，肯定有净出口国和净进口国，而且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决定，很难用一个政策来解决。从要素流动的角度来讲也是不对称的，资本要素流动性最强，劳动力的流动就更难了。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搞一个平衡世界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可以做得到。　　第二、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平衡的世界出现过，这个事实不存在，理论上不可能，事实也不存在。　　第三、如果要搞平衡的世界，美国不会有好处，它没发钞能力了，中国也不会有好处，它没有出口，增加商品的能力了。所以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只有政治家有好处，拿选票的人有好处，说我们要搞再平衡，然后老百姓去投票，当然最后造成的一定是灾难性的结果。　　第四、我们与其要追求一个平衡的世界，不如接受一个不平衡的世界，然后不平衡控制在大家都可以接受，大家都有利可图的状态，我们就应该欢迎这么一个世界的到来。　　华民：部分亏损的国企在扮演影子银行角色　　东方财富网：新一轮国企改革启动，您怎么看待国有企业改革？　　华民：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中国是两起两落，1979年改革开放把国有企业解散了，2000年国有企业又起来了。其实质作用是执行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其实经验告诉我们执行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一般都不会盈利，因为政府的目标和市场的目标是背离的，考核的效益也不一样。　　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都亏损了，除了政府给予特许垄断的行业和部门，比如中石化、中海油。部分亏损的国有企业现在在担任影子银行的角色。利用他们的开工，哪怕亏损了也要开工，然后可以从国有的商业银行里面低息贷款，然后到民营经济的市场当中去高额放贷。所以，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在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执行没有效率的政府的产业政策，一个成为影子银行。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又到了必须第二次改革的阶段，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中国的产业风险和金融风险都会变得很高。　　华民：电商革命增加了消费者剩余　　东方财富网：互联网革命改变了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零售与互联网的结合产生了电商，金融与互联网的结合产生了互联网金融。现在，又发生了电商参与互联网金融的事件。这样的事件是否会增加全社会净福利？　　华民：从百货商店取代杂货铺、到以沃尔玛为代表的现代超市革命，每一次成功的零售商业变革所带来的都是消费者剩余的增加。这种消费者剩余或者来源于交易成本的下降，或者来源于生产商利润的让渡，譬如在大型超市里，消费者通过成打购物而享受的低价优惠就来源于生产商节约分拆小包装后的利润分享。电商之崛起，仍然在于这种革命性的替代为消费者带来了剩余，因为电商带来的不仅是交易成本的下降，而且还有实体店被取代后的零售成本的节约。　　现在的问题是，电商革命在增加消费者剩余的同时是否也增加了全社会的福利。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加以分析：第一，电商以网络虚拟店取代实体店，导致商业零售成本的节约与消费者剩余增加，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略的社会成本，那就是实体零售商店被替代后产生的失业，以及实体零售店不可收回的沉没成本；第二，在实体店的零售活动被电商挤出的同时，物流却被电商挤入了，从理论上讲，由实体店退出导致的失业是可以被物流增加的就业所吸纳的，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即原先从事实体店零售商业活动的劳动者是否有能力或者意愿去从事服务于电商的物流工作？第三，电商革命还大大削弱了供货商的议价优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电商通过网络的集聚效应而获得了渠道与信息优势，也可能是因为网络加剧了供货商相互间的竞争而在与消费者的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电商革命非常确定地增加了消费者剩余，但是否增加了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则是很不确定的，因为这要取决于以上各种替代产生的净效应。假如电商革命带来的网络与物流业的就业机会大于被替代掉的实体店零售业的就业机会，假如电商革命带来的消费者的剩余大于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工资损失(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因为供货商议价能力下降造成的工资滞涨)，那么就会带来全社会净福利的增加，反之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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